“夫势者，非能必使贤者用之，而不肖者不用之也。贤者用之则天下治，不肖者用之则天下乱”“势者，养虎狼之心而成暴乱之事者也，此天下之大患也”––––––中国兵家强调“势”，法家也强调“势”，韩非子的学说是法、术、势三位一体。 “凡治天下，必因人情。人情者，有好恶，故赏罚可用；赏罚可用，则禁令可立而治道（治国的手段）具（具备）矣”––––––法家虽赏罚并用，但赏为表，罚为里。（古代）中国的法就只是刑法，没有保护人民权利的民法。 “赏莫如厚，使民利之；誉莫如美，使民荣之；诛（诛罚）莫如重，使民畏之；毁（叱责）莫如恶（厉害一些），使民耻之”––––––秦始皇、曹操、隋炀帝、武则天、朱元璋、朱棣、万历皇帝、雍正都继承了重刑峻法的传统。 “下君尽己之能，中君尽人之力，上君尽人之智”––––––封建时代只把人当作工具，“上君”也不过是利用他人之智而已，没有人尊重其人格。直到现代，我们也还是追求“成才”，为人所用，或者成为“千里马”，为伯乐所赏识。 “亲戚妻子，质也；爵禄厚而必，镇也；参伍责怒，固也。贤者止于质，贪饕化于镇，奸邪穷于固。忍不制则下上，小不除则大诛，而名实当则径之。生害事，死伤名，则行饮食”（亲戚妻儿，可作为人质，加以软禁；爵禄丰厚，可稳住对方；相互制约，可束缚对方。贤者由于有人质而不敢有任何活动，贪婪的人由于有高官厚禄而使他的野心暂时得以歇息，奸邪的人由于有相互制约而无计可施。容忍有罪过的人而不加以制裁，臣下就会侵犯君上；小的奸邪不除掉，就会导致大的诛杀；罪名与罪行相符，就直接杀掉他；让他活着碍事，处死他又名不正言不顺，就在饮食中投毒而加以暗害）––––––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马基雅维里的思想与韩非子如出一辙，他们都洞察人性恶的本质，提出了暴力和阴谋诡计的思想。可是，马氏比韩非子晚两千年。而且，马氏代表的是西方文化的支流，被人称为“罪恶的马基雅维里”，如今商业上“马基雅维里主义”是不讲信用、龌龊卑鄙的代名词，而韩非子在中国却一直代表了文化主流，中国政治文化就是儒法互补的。可见，中国人的暴力和诡计思想之源远流长。韩非子可谓不择手段，教人暗杀、下毒，反映了统治者的残忍。具有讽刺意义的是，韩非子教秦始皇施暴，自己最终也被秦始皇害死。这叫作法自毙！法家的商鞅也是同样的下场。 “明主兼行上下，故奸无所失。伍、闾、连、县而邻，谒过赏，失过诛”（明君同时监视上层与下层，所以不会漏掉一个奸贼。使各级组织：伍、闾、连、县都象邻居，互相监督，告发坏人的就进行奖赏，放走了坏人的就加以诛罚）–––––从商鞅到韩非子，皆以连坐对付“奸人”，为后世所秘用。 “听不参，则无以责下；言不督乎用，则邪说当上”（君主听言不加以检验，就无法责求臣下的事功；不督促说话切合实际，邪说就会迎合君主）“明主之道，臣不得两谏，必任其一语；不得擅行，必合其参，故奸无道进矣”（明君的为君之道是：臣子不得有两种进说之辞，必须仅持一种；不得任意行动，必须合乎他的言论，这样，奸臣就没有空子可钻了）–––––要求臣下言行一致，以防巧言令色的谄媚之徒得势，这是人治的高招。法治社会这样的人就少多了，因为规章制度、法律、选民都在监督着你呢，一般来说，小人难成大气候。 “行义示则主威分，慈仁听则法制毁”（表彰个人品行，就分去了君主的威势；听信于仁义说教，就败坏了法制）–––––––韩非子把奖赏与树立自己的权威、道德教育与法制对立起来，所以，他走向了一个极端。 “明主之道，臣不得以行义成荣，不得以家利为功，功名所生，必出于官法”（英明君主的治国之道是，臣民不得因给私家谋利而得到功名，功名的取得，必须根据国家的法律）––––––赏罚必须全部出自君主，不得让大臣握有赏罚“二柄”，这是韩非子给君主的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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