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七术：一曰众端参观，二曰必罚明威，三曰信赏尽能，四曰一听责下，五曰疑诏诡使，六曰挟知而问，七曰倒言反事。此七者，主之所用也”（七术是；第一，从各个方面考察臣子的言行，第二，有罪必罚，以显示君王的威严，第三，对有功者赏赐讲信用，尊贤使能，第四，逐一听取臣子的主张，然后责求他们的功效，第五，用不确切的诏书诡诈地指使臣下，看他们是否忠诚，第六，明知故问，以考察臣下是否说真话，第七，故意颠倒着说、反过来做，以刺探臣下的实情。这七种方术，是君主经常用到的）––––––韩非子有“御臣七术”、“五术”等，林林总总，洋洋大观（参见《韩非子》），他可谓为统治者呕心沥血，竭尽了心智，可惜，统治者只用其术，不用其人，甚至杀害其人。 “明主之道；一人不兼官，一官不兼事；”（英明君主的治国之道是；一个人不兼任其它官职，以防越位；一个官吏不兼管其它事情，以防侵权）––––––如何防止越权、僭位，是韩非子理论的核心之一。 “奸不容细，私告任坐使然也。”（再细小的奸邪行为都不容发生，这就是私人告密和连坐受刑所起的作用）–––––––明王朝皇帝学习韩非子，大搞特务行经，建立了锦衣卫、东厂、西厂之暗探组织。 “不知而言，不智；知而不言，不忠。为人臣不忠，当死；言而不当，亦当死”–––––––把大臣往火上烤，言与不言，都有死的危险。所以，我们说，传统政治是以生命冒险的政治，而现代政治则是大家共同遵守同一“游戏规则”的政治。 “故当今之时，能去私曲（谋私利的歪门邪道）就公法者，民安而国治；能去私行（谋私行为）行公法者，则兵强而敌弱”–––––––：中国政治、文化都是否定“私”和“私利”的，而现代政治则是肯定、引导和监督私欲的。 “故明主使法择人，不自举也；使法量功，不自度也。能者不可弊，败者不可饰，誉者不能进，非者弗能退”（所以，英明的君主按法律考核选拔人才，不让臣子予智自雄；按法律衡量功绩，不让臣子自视有功。人才不被埋没，过失不被掩饰，并不凭声誉决定进用，也不应诽谤斥退官员）––––––建立客观的功绩评价制度，不听信任何毁誉之辞，这对当今的人事制度有借鉴价值。可惜，人治的古代社会是不可能做到的。 “峻法，所以禁过外私也；严刑，所以遂令惩下也”（峻法是用来禁止过失、排除私心的，严刑是用来执行命令、惩罚臣下的）–––––––严刑峻法，断送了多少王朝，又害死了多少平民百姓啊！ “法不阿贵，绳不挠曲”（法律不会奉迎显贵臣子，就像墨绳不会避绕木头的弯曲之处一样）“刑过（惩罚过错）不避大臣，赏善（赏赐善举）不遗匹夫”––––––对于“外人”，可以做到“法不阿贵”，“不避大臣”；对于皇亲国戚，统治者的天平往往就倾斜了。 “一民之轨，莫如法；厉官威民，退淫殆，止诈伪，莫若刑。刑重，则不敢以贱易贵；法审，则上尊而不侵”（统一人们的行为规范，没有比法律更好的；整饬官吏，威慑民众，消除荒淫怠惰的行为，禁止欺诈虚伪的风气，没有比用刑更好的。刑罚重，低贱的人就不敢侵犯高贵的人；法律严，君主就受人尊重而不被侵凌）––––––（古代）中国的法制只是宰制、控制、弹压、屠戮人民的刑法，而没有任何保护人民权利的民法。 “人主使人臣虽有智能，不得背法而专制（违法而专权）；虽有贤行，不得逾功而先劳（抢功而代劳）；虽有忠信，不得释法（放弃法律）而不禁，此之谓明法”––––––韩非子为统治者想方设法，绞尽脑汁，提供对付大臣的招数，最后自己也覆灭其中。 “安危在是非，不在于强弱；存亡在虚实，不在于众寡”––––––韩非子一向以“霸道”、“强权”称世，竟然突然讲究起是非、虚实来了。 “术者，藏之于胸中，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。故法莫如显，而术不欲见”（术是藏于胸中，以处理各种事宜而且暗中操纵群臣的权术。所以，法越公开越好，而术则不要显露出来）“术者，因任而授官，循名而责实，操杀生之柄，课群臣之能者也”（权术就是，根据能力授予相应的官位，按照名位而责求实际的功效，稳操生杀予夺的大权，约束群臣的有能力者）––––––韩非子法家的核心是“术”，即阴谋权术。其术五花八门，堪称中国一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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